瓷器、丝绸、茶叶,是中国明清出口的三大主要商品,其中茶叶最重要的。这时的中国,是全球第一大、也是世界唯一的茶叶出口国。1606年(明万历三十四年),第一批中国茶叶抵达荷兰,这是茶叶第一次作为商品出口到欧洲。拉开了中国200多年的茶叶全球贸易垄断史。1637年,茶叶开始大规模出口了。到1806年(清嘉庆十一年),茶叶已经占到中国商品总出口的50%以上,高峰期超过70%。
清朝统治者和官员坚信:“全世界特别是欧美国家,从国王到平民,都需要中国茶叶。除了中国,任何国家没法种植茶叶。中国可以永久性的占据茶业霸主地位,全球都离不开中国茶叶供应链,茶叶制造不可能从中国转移。”在市场份额上,中国茶叶从1606年开始,200多年一直是世界唯一茶叶出口国,也就是占据了100%绝对市场垄断地位。但到1928年后,中国茶叶在英国市场,只有1.59%的份额了。
任何一个产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三大因素的是:技术和模式创新(产品品质)、需求供给关系、政策。中国茶叶产业同样离不开这三大因素。技术和信息的落后,需求的减少和外国竞品崛起,落后政策的落后盘剥,官员的保守愚昧,最后导致了中国茶叶产业,全面走向衰败。
清政府是如何作死,搞垮了自己最赚钱的产业?不仅被英国殖民地的茶叶赶超,甚至清朝也被拖垮台,改朝换代。
清朝时期,一竞技中国茶叶出口的供应链大致为:茶农→茶行→茶商→十三行商→洋商→外国消费者。整个环节包括了技术、人力、销售、资本等一系列的供应链,中国的茶叶生产模式,200多百年来没有任何变化。而后来居上的英国茶叶产业,起家很不光彩,但集合了政府、资本、新技术、信息化等多种力量。从而能够快速实现快速赶超。
明清的中国,一直是农业大国,以农为本,当时的茶叶生产,一直是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来进行,中国的茶叶产业,从种植、采摘、炒制、收购、批发等环节,基本都是以个体家庭和小作坊为主,最多会延伸到同姓或有婚姻关系的同宗族。没有工厂,更没有公司概念。资金也来源于家庭和民间个人借贷。对于英美发明的新的机器,动辄上百两白银,根本无力购买,这极大的限制了茶叶自动化、规模化、标准化的发展。
而英国殖民政府主导的茶叶公司,是政府+资本+技术的整体行业革新。印度殖民地茶业,由英国殖民政府和东印度公司主导投资,经营方式完全采取公司制,采取的接近现在的股份制度,可以很便捷的向包括政府、银行、民间投资人募资,并且相关的股份可以自由的转让,这便于了资本的流通和退出。到1859年,英国民间在印度投资的私人茶园已超过50家。由于茶叶生意的火爆,英国茶叶公司的投资变成了另外一场郁金香的盛宴,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经济危机和投资人的破产,当然这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中国的采茶,主要是手工为主,200多年来,基本上没有机械的参与。茶农招募一些没有土地的临时农民工和农村妇女,他们用手工的方式种植、培育、采摘茶叶。然后运到自己家的厨房,用手揉制,用生火做饭的大铁锅进行加工。批发商收购之后,也是在同样粗糙的环境和工具下,完成筛选、碾压、烘烤和包装。参与的人大多是雇佣的短工,没有专门的技术人员,完全靠经验来制作,导致茶叶的质量不是很稳定。由于茶叶的生产多在福建等多山地带,茶农只能通过手提肩挑,或者骡子等方式运到制作地,然后再通过船夫运输到通商口岸和市场交易。一竞技
晚清海关副税务司班思德(Banister,T. Roger)指出,中国茶叶“均由小农自由种植,生产数量漫无节制、殊欠组织, 栽培方法墨守成规、鲜知改良” ,因此“趋于没落,乃势所必然也” 。
印度殖民地早先也是纯手工模式,工厂主从印度东部招来大量妇女,从事开垦土地、种植、采摘和烘焙的工作,但整体效率很低。英国工业革命前后,一些对制造业、商业乃至人类生活都有巨大推进作用的重要发明,纷纷面世,其中对茶叶制作和贸易有重大影响的,包括:蒸汽机、螺丝切削机床、蒸汽火车、电报机等等。1856年,英国已经开始修建伦敦地铁,1863年正式投入运营,这时的清朝正忙着和太平天国打仗,出行主要靠马车,无暇顾及其它。
茶叶机器的设计、制造、改良,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针对茶叶产业,英国人发明了萎凋机、揉捻机、解块机、水门汀发酵地板、玻璃发酵台、烘茶机、切茶机、拣选机、筛分机及装箱机,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生产。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殖民政府领导下的茶叶生产,已经完全实现了机械化和标准化,并不断改进、推广。英国政府对于相关的发明给予专利保护,这极大鼓励了发明和创造的积极性。
这些工具和技术,极大提升了包括茶叶产业的生产效率,解放了人力,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强了产品的标准化。茶叶干燥机,使茶叶干燥时间,从20多个小时,缩短到4个小时。1872年,印度制茶成本每磅需11便士,到1913年,每磅2便士。从前150万劳工用手制茶量,只需要8000台机器,每台机器配备1-2名工人,就可以完成。
在运输方面,英国殖民政府,积极支持茶叶企业的生产,帮助修建公路,直通茶叶种植园。印度和斯里兰卡的茶园,甚至建有茶叶专用铁路,从采集到制作、打包,都可以通过铁路运输,然后直接通向码头,轮船运往世界各地。
英国人甚至在包装这样的细节上也做了调整。锡做的罐子包装茶叶,防潮又轻便,但是中国用的大多就是纸包,容易受潮,或者陶瓷罐子,不易携带;因为茶叶贸易的发展,导致锡矿的发展,导致了马来西亚锡矿业暴涨,拉动了马来地区的经济。
市场信息的捕捉和反馈也造成了中英茶叶产业的巨大差异。中国当时的小农经济,从种植农民到消费者,信息完全不对称,中国茶叶的供应链包括茶农、茶贩、茶庄、茶栈、洋商五道转手,各自的信息是割裂的,茶农不仅不知道自己的茶叶被谁买走了,更不知道消费者对于自己的茶叶口感的评价和新的需求。当时的市场信息甚至没法跨县,只是凭着感觉来种植和制作,等到市场完全反馈出来时,已经晚了。
与此同时,荷兰诞生了早期的报纸,主要作用就是提供全球各地的政策和商业信息。这样便于商人和政府及时应对各种行业的变化。1837年,摩斯发明了电报机,这进一步加速了商业信息化的进程。印度的大茶商,甚至在英国伦敦各地,设置了茶叶口味技术人员,通过电报等方式,反馈英国消费者的口味,从而实现针对性的调整,完全实现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信息对称和同步。
在清代,农业生产是国家财政收入的基础,但由于战争,自然灾害,种植技术停滞不前等多种因素,农业收入并没有增长,反而下降。这时,商品贸易的商业收入就成了清朝的重要税收来源。其中茶叶占第一位。茶叶在清朝出口的关税收入中占了绝对龙头的地位。东印度公司的记录显示,1817-1833年广州口岸出口的总货值中,茶叶占了60%左右。中国全部出口商品赚取的外汇,52.7%来自茶叶,中国进口商品所需要的外汇,有51%是靠茶叶去支付的。
1882年,清朝全年财政收入约在6000万两左右,仅福州关茶叶出口税收就高达172万4153两。1885年,清政府全年的财政收入为7708万6461两,但仅在湖北崇阳、咸宁等县,每年收茶厘银就高达20余万两。这还仅是几个较小的地方的茶叶税收。
尽管茶叶产业在整个清朝经济中,占有生命线一般不可取代的地位。但和英国等政府相比,对于茶农和整个茶叶产业,清政府等各级官员,不仅没有提供技术、资金、政策的帮助,反而在赋税上变本加厉,让茶农举步维艰,甚至濒临破产。
清朝各级政府,对于茶叶这块大肥肉,采取层层盘剥的策略,“1担中国茶叶所包含的税款,包括厘金在内,大约为4.1两至5.4两,为茶叶价值的35.5%左右。”这还是在国泰民安的时期。随着太平天国战争席卷大半个中国。茶叶成了清军军费最重要的来源。曾国藩等人创建了厘金制度,类似在各地设置关卡,收取商品流通的税费,这笔钱归地方政府使用。厘金税收开始是设定为1%,但是慢慢涨到4%、10%,甚至超过了20%。这笔钱,只有50%到了地方政府手里,50%被经手人贪污了。
曾经通过茶叶贸易发家致富的徽商晋商,被收税官员逼到家破人亡。更可恨的是,清朝官员还对出口贸易加以限制,福建师大教授黄国盛在茶叶经济的相关著作里说:“当涉及华商如何发挥本国资源优势,通过直接贩运茶丝出洋,以利于华商获取商业利润的发展大计时,清政府宁可肥水外流,也要对华商加以抑制。”
更悲惨的是,茶农和茶商不仅仅要给清政府交税,在清朝与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更要给太平军占领区域缴纳更重的税。
据《义乌兵事纪略》记载,太平天国军队从1861年(清咸丰十一年)7月7日攻克义乌到1863年(同治二年)3月6日撤出义乌的一年零八个月中,所征收的税赋超过30多种,比清政府更狠:除了摊派动员民众捐献粮食、金银和布匹外。还设置把卡,对过境的包括茶叶在内的贸易货物征收重税。门牌捐,编查户口发一块门牌,最贵是4两白银,这比一个农民一年收入还高。还有店捐、船捐、火药捐、礼拜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等。
清朝茶叶出口贸易的急剧萎缩,和当时的中央政府和高管们的短视、无知、闭塞有直接关系。当时的皇帝和达官贵人们,都认为清朝的茶叶不可取代,独一无二。清朝之前主要是靠茶叶、瓷器、生丝三大出口贸易,独霸全球。但是随着波斯孟加拉日本等地区的崛起,生丝出口已经日落西山。瓷器同样也是如此。但清朝官员并没有认真研究之前出口的衰落,依然生活在天朝上国的幻想里。
誉为清朝“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官至正一品,享受正国级待遇。他身先士卒,焚烧,抵抗英国侵略者,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和其他完全固步自封的满清官员不一样,他一直在积极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参与编辑与翻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各国律例》等各类书籍。还找人来教他英语和葡萄牙语。但就是这么一位身居高位,思想开明的有为之士,对于欧美国家的了解也是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甚至到荒诞的地步。
林则徐在代皇帝起草的《拟颁发檄谕英国国王稿》中说,清朝皇帝是天下共主、全球上帝、世界救星。在他起草的文件中,将“英吉利”写为“
”。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充满了鄙视和轻蔑,不仅以“蛮”“夷”等称呼,还要在国家和人名旁前加口字旁或犬字旁,以表示自己的不屑。
当时有一种传言,说欧美人喜欢吃牛羊肉,容易上火,如果没有中国的茶和大黄(一种通便泻火的中药),就拉不出大便,活活被屎憋死。这么荒诞的一个流言,从乡村农夫到帝都皇上,都深信不疑。林则徐大人也不例外。
1839年3月,林则徐在《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指出:“况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乃听尔年年贩运出洋,绝不靳惜,恩莫大焉!”他在致英国女王的公文中说:“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又外国之呢羽哔叽,非得中国丝斤不能成织,若中国亦靳其利,夷人何利可图?”、”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
大概意思就是说,英国人一天都离不开我们,和你们做生意,是给你们的恩赐。没有茶叶和大黄,你们会被屎憋死;没有我们的生丝,你们只能裸体。我们不需要对外贸易,但你们洋人分分钟离不开我们。如果天朝不和你们做生意,你们国家就完蛋了!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在主编1955年版《中国近代史·上册》时,肯定林则徐的同时,也批判了他的狭隘性。“他对于中国以外的世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世界,茫然无知。
而后来接替林则徐的琦善,就是那个和英国人谈判后,签署卖国条约,割让了香港的家伙。同样享受正国级待遇,满洲正黄旗人,一等侯爵,权倾朝野,地位比林则徐还高。他在谈到英国时说,“内地实有可制外夷之权……则大黄、茶叶是也。”、“大西洋距中国十万里,亦惟茶叶是急,英吉利较近,皆不能离此。”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完全可以靠着茶叶和大黄打败英国人,因为他们离不开我们,得求着我们做生意。让这样的人来全权主导外交,结果可想而知。
而那些主张和外国正常贸易的官员,大都被排挤,比如清朝著名学者徐继畬,著有介绍世界各国风土人情的《瀛寰志略》,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1846年代理闽浙总督,和外国人交流颇多,收集了很多国外情报。他主张在维护本国权益前提下,和外国政府正常通商,但因此引发了官场和民间的不满。刚即位的咸丰皇帝,把他召回北京,面谈之后,对他的才能非常欣赏,但是无奈人言可畏,迫于舆论压力,皇帝将他降职。而林则徐一贬再贬,从正一品贬到四品,再被革去四品,从广东到浙江,一直到遣戍新疆伊犁。
这种舆论氛围下,地方官员趁机向外商敲诈勒索,“在外国人购茶款额的总数中,估计22%或约全数的25%是向中国官员们缴纳的税款”。英国领事文极司脱在《关于1867年度上海贸易的商务意见摘要》说,“中国的官员们在他们的政府制度处于衰败时期只关心从其本人的职位谋取利益”。
在战争破坏、苛捐杂税、品质下降、官员骄傲自满等背景下,最致命的一击终于到来了,英国殖民者主导下的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茶业发展,并快速崛起,敲响了清朝茶叶产业崩溃的丧钟。
1834年1月24日,英国印度总督本悌克设立茶叶委员会,负责调研和规划在印度种植茶叶的问题。在英印政府和民间资本的大力支持和积极参与下,印度茶叶种植事业得以迅速发展。1849年1月,英国一个叫罗伯特·福琼的园艺师,在英国政府的资助下。来到中国,将一批茶苗、茶籽偷偷运往印度。这是赤裸裸的偷窃和商业间谍行为。但是1.3万多株茶苗最后只有80株存活。
第二次,他不仅带走了茶籽、茶树,还包括8个经验丰富的中国茶农,还找了两个专门做茶具的工匠。制作茶叶需要的全套工具:火炉、炒锅、锅铲,以及种植茶树的各种农具。此后,不到20年的时间,印度开始大量种植茶树,培育出了大吉岭等世界一流的红茶。迄今在世界上成了红茶代名词。
印度茶叶由于有政府支持、资本参与、新技术的革新,所以产量高、品质好、生产标准化程度高,在英国极受欢迎。第一次就卖出了每磅34先令,而中国出口到英国的优质茶叶不过2先令,价格差了17倍。
中国的茶叶出口,在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达到出口巅峰,达到134066.2吨。1876年,斯里兰卡茶叶崛起,开始向英国市场出口了第一批茶叶,数量仅仅为0.1吨。仅在23年后,就高达17190.7吨,接近中国出口英国的50%。1889年,印度茶叶在英国市场出口总量首次超过中国。仅仅14年后,到1900年(清光绪十二年),出口总量只有83722.3吨,只占到国际茶叶出口量的30% 。到1928年后,中国对英国的出口总量只有3636.9吨了,在英国茶叶市场只占区区1.59%的份额。
由于战争、自然灾害、政治腐败、出口暴跌,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兴起,排外情绪日益高涨,随之带来外资出逃,行业破产,失业率暴涨,最后酿成了巨大的财政危机和政治危机,清政府一步步走向衰落,最后倒台。但在这其中,最悲惨、最大的受害者还是普通大众,这个在下一篇,《清朝茶叶产业崩溃带来的灾难》中,再详细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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